教学内容简介：毛泽东于1936年和1970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行的两次重要对话可以说是中共“公共外交”活动的起源。毛泽东与斯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让美国人乃至世界了解了中共及其革命，并开创了中共同美国合作的新篇章。文革时期，毛泽东与斯诺再“叙”友谊，又一次敲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公共外交战线上取得的成就，是毛泽东在晚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今天我们所讲的“公共外交”活动起源于1936年7月16日，在陕北中央红军所在地保安村，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文名为马海德），并接受了斯诺的现场采访。毛泽东向两位远道而来的美国人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真正同他邀请来的两位美国客人进行的长时间的会谈。现场还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翻译吴亮平。这是中共早期“公共外交”的第一个活动。
如果说8月1日是新中国“建军节”，那么7月16日应该算是中共的“公共外交”日。
教学内容
一、毛泽东与斯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二、千里来相会，患难见真情
三、毛泽东接见斯诺的意图揭秘
四、红星照耀世界，中共与美国开启合作新篇章
五、毛泽东与斯诺再“叙”友谊
六、毛泽东与斯诺的友好对话
七、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八、毛泽东的外交历程与成就
一、毛泽东与斯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1935年秋，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军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打败并与之结为朋友后，暂时不用转战奔波了。此时，毛泽东有话要说，他是希望将重要的事情记入史册。找中国的作家、记者都达不到他的要求。因为国民党绝对会封杀他们的言论，而且记者本人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知名记者范长江曾来过红区，但毛泽东没有与他深入谈话。毛泽东决定还是请在上海的宋庆龄先生帮助邀请“一位可以信赖的外国记者”和一位外国医生来访问。在毛泽东看来，宋先生和共产党一条心，又曾救过共产党人。而且宋先生认识许多外国朋友。那时的外国人，国民党特务是惹不起的。身为蒋介石的大姨子、国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外国朋友更没有人敢动了。所以宋庆龄找到了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同情学生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在上海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他们两人在西安集合后，在张学良将军和董牧师的安排下，由中共保卫局长邓发护送进入洛川红区。1936年7月9—10日，二人在安塞见到了周恩来，后来去到红军中央所在地保安。
二、千里来相会，患难见真情
1936年7月16日晚9点，斯诺和马海德见到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和斯诺一共进行了10余次的谈话。这期间，斯诺和马海德还去了甘肃、宁夏，采访了红军高级将领，聆听了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故事。开始毛泽东对斯诺讲的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后来毛泽东用了大量的时间讲述了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前半生。这是毛泽东把自己全部家底亮了出来，说的都是心里话，并且是以后再也没有向任何人讲过的话。为了能真实反映毛泽东的原意，先由吴亮平翻译成英文，斯诺用英文记下，然后吴亮平又把斯诺的英文记录翻译成中文由毛泽东审阅批改，再由吴翻译成英文让斯诺成文。由此反复多次，这就成为历史文献里研究毛泽东前半生最权威的传记了。这期间，“一·二九运动”学生领导、燕京大学地下党员王汝梅（黄华）也专程从北平赶来帮助斯诺和马海德，作翻译及陪同。
三、毛泽东接见斯诺的意图揭秘
毛泽东请美国记者来访的真实目的是为毛泽东个人和他的红军战友留下史记。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处境非常危急，五次反围剿后红军损失惨重，湘江之战红军伤亡过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又使红军元气大伤。来到中国最荒凉贫穷的陕北，而且当地不种棉花，南方来的红军战士没有过冬的棉军装，更没有枪炮子弹的补给。中共为了得到苏共的物资援助，派徐向前、李先念的西路军前去打通道路，结果在与马步芳骑兵的战斗中全部损失。1936年初，蒋介石已经结束了反叛他的内乱战争，又可以调来他的中央军来围剿陕北的毛泽东。这样毛泽东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了，又得再一次去长征。再后来很可能是化整为零，最后还是凶多吉少。毛泽东的真意是要斯诺记录下自己和战友的故事，并能够流传下来。这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如果只为喊抗日口号，进步学生、地下党撒撒传单就行了，用不着要两个外国人冒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土炕上访问。
四、红星照耀世界，中共与美国开启合作新篇章
斯诺在10月中旬回到了北平，冲胶卷、整理笔记，10月25日在北平的美国领事馆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讲了他的西北之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中国人译成《西行漫记》。此书出版后反响巨大，吸引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外国医生、记者、作家，包括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都是看了这本书，再和宋庆龄联系后来到延安的。援华资金和医疗物资也来了。在延安城里由美国华侨出钱建立了洛杉矶幼儿园。
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仔细阅读了全书，被其内容情节所深深吸引。
在中国抗战期间，罗斯福三次会见了斯诺。1947年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阅读了此书，然后会见了斯诺，听取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当宋美龄再次访问美国时，美国政府再也没有给过她好脸色，也不支持蒋政府了。这当然是后话了。
回到1944年，在罗斯福总统的坚持下，美国的陆、海、空三军的官兵，加上美驻华使馆人员组成的美军观察组进驻了延安。为的是了解日军情报，中共抗战情况，并请求中共军队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后来据统计，中共军队营救的美国飞行员有120多名，有的被护送到延安，足足走了1千多公里。毛泽东说过，美军是友军、是共同抗日的战友。1944年8月18日，毛泽东请周恩来起草了“中央LEJING SPORTS外交工作的指示”。并且成立了以杨尚昆为组长，马海德为顾问，黄华、凌青、柯柏年、陈家康为组员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说，应当把此时看作是我党外交工作的开始。我认为，1944年8月18日，中共官方外交机构建立，也就是现在外交部的雏形，比我说的1936年7月16日的“公共外交”日要晚8年1个月。
在抗战时期，我军救过美军飞行员，美军也帮助过我军。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决定在日本投降后第10天早上，通过外交努力后，用美军飞机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和萧劲光等20名中共军事最高将领去前方，占领日军投降后的地盘。此行程如果骑马行军要半个月以上，美军飞机只用了几个小时。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10日，共、国、美三方的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以解决军事上停火和冲突问题。中共军调处成员有罗瑞卿、李克农、耿飚、陈士榘、黄华、冯铉、伍修权、黄镇和徐冰等，中共参加军调处的还有卫生顾问马海德。这期间先后有中共六百余人参加了军调处的斗争。而美、蒋参加人数达数千人。当然从抗战一胜利，国共军事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由于美国国内在反共，而新中国又卷入了抗美援朝战争。为此中共和美国断绝了一切外交关系。
五、毛泽东与斯诺再“叙”友谊
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斯诺的“公共外交”活动的大背景是，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时的毛泽东是无可争议的最高统帅。
孤立的中国、孤独的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在国际上却感到了孤独，没什么朋友,也鲜有什么外交活动可言了。外长靠边了，驻外的大使全部回国参加学习班后去干校下地干活。对美关系是抗美援越。对苏关系也因“珍宝岛事件”紧张得剑拔弩张。
说实话，我认为毛泽东一生绝大多数时间是不喜欢苏共的。此时的毛泽东感到在国际上孤独了。他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四位老帅为他出谋划策。这是在毛泽东“外交40年”里少有的。老帅们把出好的计谋交给周总理转主席，总结起来就两个字：“美国”，就是说要和美国搞好关系。总理也拿不准，毕竟朝鲜战争时美国是杀死了毛泽东亲儿子的仇人。最终毛泽东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可怎样去打开美国的大门呢？这时又想起了自己当年的美国朋友——美国记者、作家斯诺来帮忙敲美国大门。
六、毛泽东与斯诺的友好对话
1970年8月14日，斯诺是“文革”开始以来第一个被允许进入中国的西方记者。来到广州后，斯诺被安排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各省“采访”，并被安排看了十几次江青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四个样板戏。直到10月1日，毛泽东才在天安门城楼上，让周总理去邀请斯诺夫妇到自己身边谈了四十分钟话。我想此时的斯诺对天安门城楼下的红海洋和震耳欲聋的万岁声的感想是，1936年土炕上的那颗红星，如今已是能照耀一切也可以烧掉一切的红太阳了。斯诺问毛泽东怎样看这轰轰烈烈的震撼的场面，毛主席拉下了脸表示反感！实际上，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见斯诺不是要谈“文革”，而是去敲美国大门。毛泽东后来说：“这是放个试验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毛泽东和斯诺的最后一次长谈，是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请斯诺去吃早饭，然后一直谈话到中午。在现场，王海容和唐闻生做记录和翻译。
毛泽东首先讲，有人说斯诺是美国特务。这个人就是乔老爷（当时的外长乔冠华）。又讲到“文革”说假话和武斗，后面又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他问斯诺，如果没有个人崇拜，你会高兴吗？斯诺说“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我想只有毛泽东所信赖的美国记者斯诺才敢这样说。毛泽东没有做出反应。毛泽东真正要讲的是中美关系问题。毛泽东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了。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在毛泽东77岁生日前夕，就是1970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登出了。同时还刊登了10月1日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斯诺夫妇的合影，并写道“毛主席同斯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报纸头版右上角每天不同的毛主席语录栏里是“全世界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与当年5月20日毛主席所说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有了变化。毛泽东通过这次和斯诺的谈话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改善关系。
七、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1971年2月斯诺离开了中国，他在意大利刊物上发表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这引起了美国和全世界的巨大反响。但也有一个小插曲。由于谈话是唐闻生翻译成英文，斯诺用英文记下来，而后没有让毛泽东审定，所以斯诺在后来的文章里写道，毛泽东主席说“我是一个孤独的和尚，在雨中打着伞走来走去。”整理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的黄华感到“毛泽东没有那么悲观呀”！原来是斯诺误解了。毛泽东原话是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因为中国没有进联合国，所以在世界上很自由，不受约束。可是毛泽东说此话不到一年，1971年10月25日，在纽约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场两边的显示器上76个国家投赞成票，30票反对，17票弃权，4票未投，通过《2758号决议》取消了台湾国民党政府在联大的席位，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在1972年这一年里，中国与英国、荷兰、希腊、日本、联邦德国和澳大利亚建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最多的一年。1971年4月，另一个“公共外交”活动是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访问。这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开始，也是人们后来所说的毛泽东的“乒乓外交”，中国的乒乓小球推动了世界的大地球。由此在“文革”中的中国外交局面有了改善。
1972年1月斯诺患病，他夫人给老朋友马海德大夫写信求援。马海德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安排下，立即带着中国一个医疗小组到达日内瓦。但为时已晚，斯诺已是胰腺癌晚期了。黄华也赶来了。最后，斯诺一手拉着马海德的手，一手拉着黄华的手，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2月15日，斯诺走了。6天以后，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来到毛主席的书房。
1936年和1970年毛泽东见斯诺的两次“公共外交”活动。这两次历史性的会见之后，中国都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第一次是，1936年斯诺离开保安的几个月后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国共再次合作。中共部队编入国军序列的第十八集团军，开始有了军饷、军装和枪支子弹，可以去到各地打日本鬼子，也可以招兵买马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是，1971年毛泽东见斯诺几个月后的9月13日，被毛泽东认定并写进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国。这时的中国人才看到“文革”开始有结束的迹象了。
八、毛泽东的外交历程与成就
自1936年7月16日起到1976年的9月9日，毛泽东主席紧紧地掌控着中共外交加之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长达40年零56天。
在我看来，从在土炕上微弱的烛光下会见两位美国人开始，到1972年2月21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的书房里，美国总统尼克松前来拜访，早年中共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掌门人毛泽东的外交经历了35年又6个月。
从194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安成立第一个中共外交机构“中央军委外事组”，到纽约时间1972年10月25日晚，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共外交走进了国际外交的最高殿堂，毛泽东的外交经历了28年零2个月。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从1936年和斯诺见面的“公共外交”活动开始到1976年去世，掌控了中共外交40年。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晚年“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动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中国的“外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十分成功。从1970年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从49个猛增到105个。而且这期间中国进入了联合国，美国总统也来了。所以我认为，“外交”是毛泽东晚年做的最成功的事。
当然毛泽东的“外交40年”的成功还是在周恩来、陈毅、叶剑英、李克农、杨尚昆和黄华等老一辈外交家，还有无数外交事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实现的。
参考资料
一、什么是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又译作公众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实践古已有之，但理论层面上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则是在二战之后，并且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积极而广泛的公共外交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冷战之后，公共外交在美国一度受到冷落。“9・11”之后，美国学界和政界反思美国的对外政策，公共外交研究重新受到重视。
“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术语，首次出现是在1965年，当时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将其定义为：“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在当时，公共外交主要指美国新闻署所从事的非传统性外交活动，如包括国际广播在内的信息活动及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等。 1987年，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术语词典》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错误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1997年美国政府将新闻署并入国务院时的政策设计小组认为公共外交是通过理解、增进和影响外国公众的方式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美国学界对公共外交也有各种不同的界定，其中以汉斯・N・塔克（Hans・N・Tuch）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认为公共外交是“为了更好的推行美国的对外政策，减少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误解和猜疑，由政府开展的塑造海外交流环境的努力。”
二、公共外交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行为对象是另一国的公众。公共外交的对象应当针对外国的公众舆论，通过影响外国的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外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二是行为主体是一国政府。如果仅仅是民间的交流和社团之间的交往，不能看作是公共外交的内容。比如企业之间的贸易联系，大学之间的友好往来，社会公众的旅游活动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联谊活动等等，都只能是民间交流，不能算作是公共外交。也就是说，只有当一国政府出面组织或者幕后支持，按照政府的意志，向外国公众舆论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消息，组织交流，间接影响外国政府外交政策制定的活动，才能算是公共外交。
三是行为方式是间接的。开展公共外交，不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直接交往，而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公众舆论间接进行。当然，信息的提供者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民间组织，具体如何公布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但是作用的着力点一定是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舆论，通过他们影响他国政府的政策，进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公共外交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变另一国政治生态的做法，通过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生态，促进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产出。
四是行为目的最终是维护和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所有外交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公共外交作为外交形式中的一种，当然也是以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只不过它是通过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进而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
根据公共外交活动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公共外交主要是由一国的政府为了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对国外民众展开的旨在创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活动。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外交的定义，有必要把它与几个相关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比较：
一是“公共外交”不同于“公共事务”。“公共事务”主要着眼于国内事务。外交工作中的“公共事务”主要强调向公众、媒体或者其他机构提供LEJING SPORTS政府目标、政策和活动的信息，其最大任务是让国内民众获悉政府政策和目的。公共外交则强调向外国公众传播信息、交流思想、影响舆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对外事务范畴。
二是“公共外交”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公开外交”。公共外交是相对于传统的政府间外交而言的，公开外交是相对于秘密外交而言的。公开外交仅仅涉及政府在开展外交的时候要公开有关的外交政策，让公众了解外交内幕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在于公开政府外交行为，接受公共的监督。公共外交则不然，其主要意图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展解释和说服的工作，通过社会的力量推动对象国政府采取有利于公共外交开展国的政策。从外交对象上来讲，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公开外交的对象是外国政府和本国民众。当然，两者并非截然不同，而是彼此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公开外交为公共外交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公共外交为公开外交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动力。
三是“公共外交”有别于“政府外交”。政府外交是指一国政府与另一国政府的外交互动，直接表现为通过国家使馆开展外交活动。而公共外交的对象除了一国政府外，更主要的是其他国家的民众和非政府组织；政府外交所关注的问题与国外政府的行为和政策有关，而公共外交关注的是国外公众的态度和行为。
四是“公共外交”不同于“民间外交”(或民际外交)。公共外交是以公众为受体的外交形式，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民间外交则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外交形式。
国际关系发展到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发育，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已经与日俱增，除传统外交活动外，政府日益感觉到有使国外舆论充分了解其外交政策的需要。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形态在外交行为中越来越重要。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新西兰、文莱、法国、英国等开始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通过各种途径，提供有关资料向外国公众介绍本国的外交政策。
